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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当然是好的。对周士相而言，发粮票是为谋利，可在百姓看来，周大帅发的这粮票却是大大的德政，既能让他们赚到实际好处，又能让他们减少屯粮风险，毕竟没有任何一个百姓的抗风险能力能高过拥兵数万的周大帅。
很少有百姓知道现在广为宣传的岳爷爷转世、兴平伯周大帅实际是抢劫起家，若他头上的风险大了，周大帅会立马将风险转嫁出去。清廷那边可是称呼周大帅是贼秀才的。
只要可以实实在在兑换，粮票信用就会建立，和粮食同等物价的货物自然可以通用。时日一久，百姓就会放弃手中的银钱和铜钱，转而用粮票来购买各种生活物资。而在这个环节上，大量的银子和铜钱就会流入到太平军手中。太平军再通过铸新钱的方式谋利，铸成的新钱还可去清占区购买物资，甚至贿赂满清官员，从而达到经济蚕食的目的。另外，太平军还可拿新钱到澳门买枪买炮、聘请西洋技师，开展海外贸易谋取暴利。这样一来，银子就能发挥比在百姓手中更大的价值，也能让太平军的财政变得宽裕，有了宽裕的财政便意味有了可持续的战争动员能力。
和清军几仗打下来，太平军不是赢在战斗力超出清军多少上面，而是赢在了比清军高出不知多少倍的组织和动员能力上。比烂的话，太平军肯定没有清军烂。
当然，直接将粮票发给百姓肯定是不行的，任何新生事物都会遭到怀疑，周士相决定先将粮票用来支付官兵的军饷，尔后由士兵和家眷拿着粮票再到各地公库兑换粮食。初期发军饷时也不能通通都发粮票，而是任由官兵自己选择，是要粮票还是要钱，等到他们实际买粮之后，尝到粮票的好处，以后自然就会选择直接拿粮票而不是要钱了。
至于日后有可能的粮价波动，却暂时不需要考虑。官兵百姓们大多不识字，哪里能考虑那么长远。真要到了粮价大幅下跌，那便意味天下太平。只有太平时节粮食产量高，才会出现粮价低，反之，便价高。
粮贱伤农，可周士相却愿意看到粮贱伤农，那代表他成功了。粮贱固然伤农，可怎么也比被饿死，被奴役要好吧。
和宋襄公反复商议具体细节后，周士相决意将各地公库一分为二，成立粮务所和银庄两个机构。前者专门发行标注多少斤的粮票，后者则在负责铸钱的同时承担民间钱庄的作用。
银庄和粮库一样，都能实现随存随取，可付给存票，也可付给粮票。而当百姓尝到了粮票的好处，存票自然便会减少。这样一来，便能回收大量金银，使铸钱厂有足够的原料改铸新钱。只要粮票一直能够在粮务所兑换出粮食，粮票的信用便会一直坚挺。
发粮票和新钱最大的敌人就是私铸和伪造者，故周士相在成立粮库和银庄同时，颁下严令，凡有私铸银币、伪造粮票者，皆为清寇之奸细，本人凌迟、家中成年男丁一律处死，余者皆流放琼州，遇赦不回。并鼓励民间揭发举报，若查证属实，则揭发者可获举报者一半家产为奖励。
此等严令及村、乡、县、府、省联查联办机制下，敢于伪造太平军粮票和私铸者只能是清廷那一边，而如何有效避免被伪造，则是铸钱厂那帮有几十年铸币经验的官员和工匠的事了。周士相尽可能的将前世所知道的一些防伪知识结合这个时代的现实灌输给他们，并让布政使司衙门组织各县官吏轮期培训，培训的内容便是如何鉴别真假粮票。
周士相希望能将自己的头像刻在新发行的大明通宝银币上，结果却被宋襄公大大的白眼了一回，说你想造反不成！
周士相讪笑一声，大明通宝上刻他周大帅的头像，的确有些过份。退而求其次，他要求在新发行的粮票上印上自己的头像。这个要求并不过份，粮票只是太平军自己发行的可供士兵百姓买粮的凭证，所以粮票上印他周大帅的头像不犯忌讳，然而宋襄公却是好心的劝周士相莫要干这事，因为活人的头像印在纸上可是件很不吉利的事情。苦口婆心相劝，周士相却是执意要印，宋襄公无奈同意，叫画师过来替周大帅画了头像，然后叫铸钱的工匠们好生描绘，争取印出最好的效果出来。
瞎子李也嚷嚷大帅头像不能瞎印，这是要折阳寿的，结果却是轮到周士相白他一眼，继而冷哼一声：“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