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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诏令下达之前,卫府静观其变,绝不轻易介入其中,以免让风暴失控,当然了,如果风暴有失控之趋势,卫府也会在自己的职责范围内进行有限度的于涉,以确保风暴在可控范围内。
这一立场、态度和对策,完全符合卫府的利益诉求。卫府直接听命于圣主,圣主的意志就是卫府的意志,越王杨侗指挥不了卫府,东都留守府更不行,没有圣主的诏令,任何人任何机构都没有权利凌驾于卫府之上,不能掌控卫府之军权,更不能统领卫府之大军。
杨恭仁给“坑”了,他复出后巧妙利用危机,联合东都几位政治大佬,借助越王杨侗之名义,以雷霆之势强行夺取了卫府军权,哪料到郑元寿和李浑根本就没安好心,给他挖了一个大大的“坑”,而那几位政治大佬显然也没安好心,也不愿意看到杨恭仁复出后独揽东都军政大权,于是非常默契地配合军方,联手给杨恭仁挖了个大大的“坑”。
杨恭仁当然知道自己的做法违背了律法,正常情况下形同谋反,但非常时期行非常手段,又有越王杨侗这个“替罪羊”,另外他还“捆绑”了几位政治大佬和军方统帅,如果将来圣主追究下来责任也不是他一个人的,然而他终究还是太自信了,性格也过于温厚,而这种性格的人一旦以己度人,就有可能低估政治大佬们的狡诈和无耻,那结果就是现在这个结局,他被这帮大佬们给坑惨了。在这帮大佬们的眼里只有权力和利益,至于中土兴衰、国祚存亡、皇族生死,那都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都可以摆在一边回头再说。
郑元寿终于找了个借口“跑”了,虽然拱手把卫府扔给了杨恭仁,但卫府里空荡荡的,说话算数的都不在,杨恭仁指挥谁？当然了,杨恭仁还是能指挥一些军队,比如武贲郎将李公挺、费曜、周仲等人,但实际上他根本指挥不了,李公挺要照顾河北人的利益,费曜要为鲜卑人服务,周仲则是江左大将,为改革派保驾护航,至于京畿地方军,那是河南赞务裴弘策说了算,而裴弘策无论是出身地位、资历官职都足以与樊子盖、元文都等人比肩,也是一位实权在握的政治大佬,杨恭仁如何指挥？
现在杨恭仁已经坐实了“独揽东都军政大权”之名,已经掉进大“坑”里去了,已经被这帮军政大佬们奏报给圣主了,可以想像圣主闻讯之后的愤怒。如果东都兵变已经爆发了,东都已经支撑不住了,杨恭仁这么做是“力挽狂澜”,但反之,即便不是谋反,也有图谋不轨之嫌,再退一步说,最起码可以证明你杨恭仁事先已知道杨玄感要发动军事政变,既然如此,你为何不在第一时间奏报圣主和中枢？为何不提前告之卫府,给卫府提前做好应对准备？你到底居心何在？总而言之,杨恭仁百口莫辩,掉进黄河也洗不清了。
杨恭仁郁闷啊,出师未捷身先死,自己还没看到杨玄感的叛乱大军,还没有与叛贼浴血奋战,还不知道能否守住东都,就早早的把自己给葬送了。
但这是次要的,国祚危难之际,个人荣辱实在不算什么,就算为此粉身碎骨也在所不惜,杨恭仁不过有些郁闷而已,真正重要的是,郑元寿不去京畿东线阻御杨玄感,却去京畿西线镇戍潼关,为什么？如果说郑元寿是遵从自己的命令,坚守潼关,坚决不让代王和西京大军进入东都战场,那纯属笑话,所以只有一个可能,郑元寿要据潼关之险从中牟利,也就是说,潼关守不住了,自己根本就阻止不了西京军队进入东都战场,如此一来,自己也就掌控不了东都局势的发展了。
这就是豪门世家的天性,危难时刻只顾自己的私利,而荥阳郑氏在这一关键时期的关键决策,也能理解,郑元寿把“赌注”押在西京,赢面的确很大,可见他对这场风暴的分析和推演还是相当精准,无论风暴如何变化,无论最后赢家是谁,西京凭借关陇这个中土最大最强的政治集团为后盾,最后终究是吃不了亏,即便不能大赚,也能小发一笔,绝不至于伤痕累累一败涂地。
杨恭仁稍加沉吟后,抚须而笑,语含双关地说道,“你今日离开东都,再回来恐怕就难了。”
杨恭仁直接威胁郑元寿,你扳倒我的代价绝对比你想象得严重,所以你到了潼关后最好三思而行,不要激怒了我,玉石俱焚,荥阳郑氏就危险了。
郑元寿心知肚明,微微一笑,也不废话,告辞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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